我的爷爷司徒美堂是著名的爱国侨领，祖籍广东省开平市赤坎镇中股村委会牛路村。他12岁赴美谋生，81岁离美回国，在美国生活了60多年。爷爷虽然身处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但他一生追求真理，心系祖国，无论是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爷爷都积极参与，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主席邀请爷爷出席新中国开国大典。爷爷逝世后，周恩来总理亲自为他扶柩，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这是对爷爷这位“洪门元老，一生爱国”的华侨老人的最高褒扬。

一腔热血护国家

1880年3月，爷爷只有12岁，为了谋生，他只身搭乘“卡力”号轮船，背井离乡，远赴美国。初到美国，社会上掀起了强大的“排华”逆流，华人备受歧视，被骂作“黄猪”，经常遭到美国流氓欺负。备受欺凌的经历，给爷爷以极大的刺激，也让爷爷明白了一个道理：国家落后就要挨打，海外华侨就算再有钱，如果没有强大的祖国做后盾，一样毫无地位可言。也许正是从那个时候起，爷爷虽身在海外，却紧紧地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17岁时，爷爷加入洪门致公堂。1904年，爷爷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民主革命。1905年，爷爷在纽约组织维护华侨华人利益的安良堂。其后，安良堂分堂遍布美国东部各个城市，在团结华侨华人、互助互济、兴学办报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四个多月后，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以蔡廷锴、蒋光鼐为首的十九路军奋起抗击。消息传至美国，年过半百的爷爷倍感振奋，立即组织洪门成立筹饷机构，为十九路军募捐。

司徒美堂

淞沪会战结束后，爷爷亲自率领华侨代表，万里跋涉，回到祖国，慰问十九路军将士。看到满目疮痍、硝烟未散的淞沪抗战现场，爷爷悲愤交加，誓与祖国同在，誓与日本鬼子抗战到底。

蔡廷锴将军闻知爷爷万里迢迢来到上海，早早迎候在军部门口，亲自打开车门搀扶爷爷下车。爷爷眼眶湿润了，一生强悍的他不轻易流泪，但当时他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两双大手久久地握在一起，爷爷希望将自己以及海外华侨的无限深情都在这一瞬间传递给眼前这位铁骨铮铮的中国军人。

5月16日，十九军军部召开了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爷爷代表美洲华侨敬献了花圈。这天，也是爷爷和蔡廷锴将军分别的日子。爷爷对蔡廷锴说：“日后如有难处可去美国，侨胞会热烈欢迎你的！”这句话是爷爷的肺腑之言，日后，爷爷确实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力主抗战的蔡廷锴将军后来因受蒋介石排挤，到美国避难。爷爷得知后，马上发动华侨欢迎。蔡廷锴也成为在美国最受华侨欢迎的中国官员之一。蔡将军所到之处，都是爷爷亲自陪同、贴身保卫。当时有消息说，潜入美国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已经收买杀手，准备刺杀蔡廷锴。因此，爷爷对蔡廷锴寸步不离，甚至愤怒地说：“谁要杀蔡将军，先杀我！”正是爷爷和广大华侨的保护，才保证了蔡廷锴美国之行的安全。

1949年9月21日，司徒美堂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

司徒美堂与毛泽东主席合影

在公祭司徒美堂大会上，周恩来总理献花圈

爷爷在国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还会见过两位鼎鼎大名的人物，每一次会面，彼此都惺惺相惜，为国家前途担忧，彻夜长谈，之后又成为志同道合的友人。

一位是著名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陶行知。1936年陶行知到美国、加拿大向华侨及国际友人宣传抗日救国的时候，爷爷与陶行知先生在纽约相见相识。两人相见恨晚，遂成知己。爷爷邀陶行知下榻自己家里，天天畅谈救国之道。以后的许多年间，在陶行知多次危急时刻，都是爷爷鼎力相帮，助其脱离困境。另一位就是杨虎城。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迫逃亡来到美国。当时已近古稀之年的爷爷带领众多华侨前往迎接，他要亲自感谢这位为了消除内战一致抗日而牺牲自己政治前途的将军。他把杨虎城接到自己的寓所，设宴招待。宴席上，爷爷不顾年迈，举杯向杨虎城致敬。也就是两人的这次会面，使爷爷对国内的政治局势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此后，两人成为莫逆之交，为保护杨虎城的安全，爷爷安排致公堂兄弟贴身跟随保护，并亲自送杨虎城上船离开美国才放心。

奔走呼号为抗日筹款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消息刚传到美国，纽约华侨马上成立救国团体——救济总委员会。爷爷是十九位执委中年龄最大的一位。该组织的任务是对整个华侨社会进行总动员，监督和协调一切爱国活动，特别是筹款和宣传活动。在该组织发动和领导下，纽约市区每月参加各种救国活动的华侨达3万多人次，其抗日救国活动进一步高涨，进而影响和带动了全美国乃至整个美洲华侨社会积极投身到筹款募捐活动中来。

早在淞沪抗战时期，爷爷就成立了筹饷机构，发动美洲各国广大华侨进行了捐款。他除了自己成立的筹饷机构外，还参与组织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积极发动华侨捐款。

当时在美华侨大多抱有一颗爱国之心，为祖国惨遭日寇蹂躏焦急万分。可是很多人无从着手，而他们对平日为侨胞仗义执言、坚决维护侨胞利益的爷爷却十分信任。有的华侨不知道该怎么捐款，甚至不信任常设的捐款机构，便亲自登门找爷爷捐款。以致每天爷爷家里就像市场，上门拜访、捐款的络绎不绝。爷爷对每一位来访者都是笑脸相迎。他欢迎所有爱国仁人志士为抗战捐款，对心存疑问的人士也是耐心讲解。除此之外，他的工作量要比平时大两三倍，很多事情他都亲力亲为。他每天上午10点开始工作，至深夜12时才能结束，有时要工作到凌晨。

为了更好地做好募捐工作，爷爷暂时辞掉了洪门职务，专心筹饷支持祖国抗日。在爷爷和其他华侨领袖的共同努力下，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美国华侨成立了95个募捐团体，开会筹款达437次，捐款共达5600万美元，而爷爷亲自组织的纽约“筹饷总会”募捐达1400万美元。此外，旅美华侨为祖国抗战捐献飞机30多架，各种车辆数百辆，回国参战的华侨青年上千。爷爷是当时纽约地区为祖国捐款最多的17名华侨之一，他领导的安良堂是纽约华侨社团为祖国捐款最多的一个华侨社团。爷爷在国外为抗日战争募捐时，从未为自己和家人留下过一分钱，回国后也从不为自己和家人向国家要任何好处。

不畏权势宣传抗战

爷爷为了宣传自己的抗日思想，还走出美国，多次在南北美洲、东南亚多个国家之间奔走呼吁。期间他多次护送华侨捐赠的抗战捐款、物资回国，并考察国内抗战形势。1942年爷爷回了趟祖国，返回美国后，将在国内了解的抗战情况及时向美国华侨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之后，他不辞辛苦到古巴、秘鲁、巴西、巴拿马、加拿大等国，向当地侨胞们及国际主持正义者宣传并呼吁援助中国抗战。

爷爷的爱国热情感动了民众，更鼓舞了士气。当时，他被选为华侨参政员，一直任职到抗战胜利。他十分看重自己的这份责任，以民族大义为重，敢说敢做，毫不畏惧权势和威胁。1941年6月皖南事变后，爷爷马上通电蒋介石表示要“反对分裂、坚持团结；反对投降，坚持抗战”。之后，他不顾个人安危，又多次致电蒋介石立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国难面前，爷爷始终坚持民族大义为重。

拒绝诱惑恪守民族大义

抗日战争期间，爷爷积极宣传抗日，历经艰险，在香港面对日本特务威胁利诱正气凛然，不为所动，坚决拒绝出任日伪香港维持会会长，后逃离香港，辗转到达重庆，深受国人敬慕。爷爷到重庆第二天，还没有从一路劳顿中恢复过来，就被告知有人来访。他当时不知道是谁，以为是国民政府派人前来慰问的，就匆匆换了件衣服出门迎接。

令爷爷没有想到的是，来探望他的竟是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及其夫人邓颖超女士。爷爷虽然一直活跃在抗日舞台，和国民党高层也打了不少交道，可是和共产党领导人打交道还真是第一次。面对周恩来，他想起杨虎城将军曾经的介绍，不由肃然起敬。

在爷爷下榻的饭店，周恩来和爷爷进行了简短却深入的交谈，同时告知爷爷，过几天要为爷爷举行一个欢迎会。虽然这次会面很短暂，但是却给爷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天后，在周恩来亲自组织下，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为爷爷举办了一个热烈而简朴的欢迎会，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及民主人士陶行知等百余人出席会议。

回到饭店，爷爷久久不能入眠，他还处于一种兴奋和昂扬的情绪之中。会上周恩来的讲话太好了，也让他知道了许多新的东西，比如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抗战情况。

由于爷爷的威望和地位，国民政府也想拉拢他，爷爷眼见蔡廷锴、杨虎城、冯玉祥等爱国将领受到排挤甚至追杀，他怒火中烧，对国民政府已经充满了失望。但是，他以大局为重，坚持民族大义，仍然担任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且积极履行职责，毫不因为年事已高而有所懈怠。为了更好地团结广大侨胞，爷爷向政府当局提出自己有关抗战及关系到侨胞切身利益的主张和建议。比如以侨救侨、疏通侨汇与吸引侨资等主张。爷爷还联合侨商及国内金融界人士共同创办华侨建设银行，吸收侨资，开发国内实业。他不知疲倦地奔走、呼号，只要是对抗日有利的事，他在所不惜。但是，爷爷的想法和建议多数未被政府当局采纳。不仅如此，很多事情让他根本无法接受，比如1943年国民党想夺取美国华侨抗日募捐之功事件，华侨多笔捐款被国民党鲸吞等等，都使爷爷对当时的国民政府越来越失望。强烈的爱国情怀挡不住他爱憎分明的个性，他无法忍受任何损害抗日成果、损害民族利益、践踏华侨心血的事情发生。1942年，爷爷任重庆华侨参政员时，在一次出席八路军办事处的茶话会上，他壮怀激烈，慷慨陈词，发表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演讲。他无情地揭露国民党政府祸侨、害侨的罪行。为了把广大华侨统一起来，更好地为抗战做贡献，为以后国家富强做贡献，1945年初，在爷爷和其他致公堂领导人的努力下，于3月12日在纽约召开的“美洲洪门恳亲大会”上，将致公堂改称为“中国洪门致公党”，爷爷被选为该党全美总部的主席。随着时局发展，爷爷在人生的晚年找到了寻找了一辈子的方向，抗日战争后期，他已经成为一名坚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战士。

坚决支持共产党建立新中国

抗日战争胜利后，爷爷盼望祖国的民主政治和建设事业能够飞跃发展。但是，蒋介石却发动内战，使经济破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爷爷再次感到失望地说：“不站在蒋介石那一边，必是站在中国人民这一边。要打倒蒋介石、拯救祖国，就必须拥护真正爱国爱民的中国共产党，中间路线是没有的。人民苦难深重，不容我袖手旁观”。1948年，爷爷毅然离开上海到香港，公开发表声明，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要求共产党主持召开没有国民党顽固派参加的国民大会，协商成立新的民主联合政府。爷爷说只要收到共产党的邀请，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会回来参加会议。随后爷爷重返美国，发动华侨支持祖国的解放事业。

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主席发出邀请函，邀请爷爷回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爷爷欣然接受。9月，爷爷结束了69年的旅美生活，回到祖国，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热情欢迎。他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并参加了开国大典。10月1日，爷爷与新中国领导人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开国大典前的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在勤政殿开幕。会议主要讨论与协商关于建立新中国的一切准备工作，包括确定国名、国旗、国歌、国徽等重要内容，其中，国名问题则是中心议题，因为它标志着新时代的来临，是革故鼎新的标志。毛主席在当天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过去，中华民国是名不副实的，现在，我们要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关于名称问题，会上提出了三种意见：一为“简称中华民国”说，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称过长，认为这一名称可不变，必须时则使用简称；二为“中华人民民主国”说，提出“民主”与“共和”无并列的必要，认为国名可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说，认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名称过长，但解决的办法不是用简称，而是“去掉民主二字”，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的讨论中，张奚若提议：“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岂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他的意见获得在座委员的认同。9月22日，董必武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报告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经过时说：“我们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我们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人，它有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 ”

然而，新国名虽然定下来了，但是争论却还没完，因为国名后面还拖着一个“尾巴”：在提交给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文件中，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都带着一个括号，里面赫然写着六个大字“简称中华民国”，这个写在括号里的简称在审议《共同纲领》（草案）时候，引发了更大的争议。

9月26日，为了国名后面的这个争议的括号，周恩来设午宴，召集包括何香凝、周致祥、张澜、黄炎培、沈钧儒、陈嘉庚与爷爷等在内的二十多位民主人士举行商谈。周恩来这样说：“今天请来赴宴的，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我国有句老话，叫做‘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如此。在讨论文件时，各位看见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

民建代表黄炎培表示支持保留中华民国这个简称：“我国老百姓教育很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政协三年一届，三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但是，他的话遭到了前清进士周致祥的坚决反对。周致祥说：“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二十多年来更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

周致祥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当时已经83岁高龄的爷爷，因为听不懂北方话，这次由其秘书司徒丙鹤陪同赴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司徒丙鹤把别人的发言口译给他听。这时候，爷爷激动地站起来，要求发言。顿时，宴会厅里安静下来，大家等待着聆听这位美洲侨领、“洪门大佬”的意见。

爷爷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官国’，与‘民’无涉，22年来更被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怨人怒，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中华民国的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之后才改？古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做中华民国，何以昭示天下？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 ”

爷爷的这番话，言之成理，掷地有声。他的慷慨陈词引来众人喝彩。他刚一说完，大厅里立即响起来一阵热烈的掌声。

曾以痛骂国民党官僚资本而出名的马寅初也站起来，表示说：“我完全拥护刚才司徒先生提出的主张。括号中的简称不伦不类，不像话，应该去掉！”自此之后，张澜、沈钧儒、陈嘉庚等等也全都反对简称。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同意和决定：去掉国名后面括号里“中华民国”的简称。从此，伴随新中国成立的步伐，一个伟大而光辉的名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诞生，并向世人昭示：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人民民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理想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口述者：司徒月桂，司徒美堂的孙女，北京广东五邑侨乡海外联谊会副会长，中国致公党北京市委海外联络委员会委员。

整理者：梁小恩，开平市作家协会主席，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

来源：《五邑侨胞耀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