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黄作湛的孙子黄志强陪同母亲及其家人专程从美国回到家乡开平，主要目的是办两件事，其一是领取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给他父亲黄平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并希望能在有关部门查阅到记载黄平生前事迹的资料（黄平已于2015年1月去世）；其二是带领家人回乡观光及探亲访友，教育后辈饮水思源，永远铭记自己的根在中国。

黄志强经朋友介绍找到我，请求帮忙查找有关黄平的史料。我查阅了单位资料室的一些史籍，只在开平市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编写的《开平文史》里找到了一篇黄平于1986年写的文章《我的父亲黄作湛》，黄志强看后惊喜万分。他说，此文是父亲根据爷爷黄作湛写的回忆录整理出来的，他还说在广东省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里，也曾登载过黄作湛的一篇文章，但时间相隔太久，已忘记文章的内容了。

为了找到黄作湛生前写的那篇文章，我通过江门五邑图书馆工作的朋友帮忙，终于在2008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广东文史资料精编》（上编第6卷清末民国时期人物与台港澳及华侨华人篇）中找到了黄作湛写的《关于古巴华侨情况的回忆》。黄志强回到美国后，也影印了黄作湛生前写的个人回忆录寄给我。后来在单位的资料室里也找到了1992年复印的《台北市开平县同乡会特刊（创刊号）》里面许国暖写的文章《古巴华侨的今昔》。文章记载：“古巴经过三次革命失败后，于1902年完成独立，组织民主自由的政制后，同时设立革命功勋委员会，奖励有功革命之人员，我华侨之会参加革命者，当然亦并列于其中 ……其中有一位胡德先生者，是广东开平儒良乡人 ……创设一杂货店以谋生活，业务颇盛，及观古巴革命军兴，不禁大表同情，乃慷将其全部货物，贡献义师，并挺身而加入革命军，随队效力，驰骋于疆场 ……甘美将军被选为古巴第二任总统，胡先生尔时出入总统府，有如自己的家庭 ……”。根据上述黄作湛本人及许国暖的材料，我以当事人角色整理出下面的内容。

一、我用舅父的英雄事迹教育在中国的儿子

我于1887年3月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县百合镇儒东黄烈复庆里。1904年，加入洪门粤东会馆，跟随洪门起义队伍攻打越南、广西交界的镇南关（今友谊关）。后起义失败，为了逃避当局的追捕，我与一些洪门人士逃往泰国，之后又转去墨西哥。1914年，我得到在古巴的舅父胡德（原名胡开枝）帮助，从墨西哥转往古巴首都哈瓦那谋生，住在舅父家里。

舅父告诉我，在古巴的华侨几乎全是广东省人，大部分集中在大城市，以首都哈瓦那人数最多，约占在古巴华侨总数的一半以上。1868—1878年和1895—1898年，在古巴先后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广东籍华工积极参与，在战斗中英勇顽强，功勋显赫。为了支持古巴独立战争，他不仅倾尽家财支持革命队伍，还与妻子一起投身革命队伍，从军10余年，5次负伤。舅父常常指着佩戴在身上的勋章对我说：这些荣耀是我用汗水和鲜血换来的。我也自豪地对舅父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您在这里支持古巴的独立战争，我在中国17岁时就积极参与洪门人士的组织活动。您是大英雄，我是小战士。舅父抚摸着我的头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真理，只要我们意志坚定，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舅父的革命精神影响着我的一生。我用舅父的英雄事迹教育在中国的儿子黄平。黄平18岁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组织，刚满20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6年2月，儿子告诉我，由赤坎人合股开办的“新中国布匹店”开业，他想进店当职员，但要入股才行。虽然我在古巴开设的杂货店利润微薄，但为了支持儿子的工作，我节衣缩食，托人从古巴几经周折带钱回中国，向“新中国布匹店”注股2000元，让儿子进入布匹店当店员。此后，儿子便以店员身份作掩护，担当中共的地下交通员，来往于共产党设立在赤坎镇的秘密联络站“长城书店”，为党的地下工作作出了贡献。

有付出就有回报。中国人民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终于迎来了能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古巴独立战争胜利后，也没有忘记华工在战斗中的功绩。在古巴首都哈瓦那著名大街利内亚（Linea）道边，有一座高耸的圆柱形黑色花岗岩纪念碑（古巴独立战争华人战士纪念碑），上面铭刻着：在古巴的独立战争中，没有一个中国人是叛徒，没有一个中国人是逃兵。我的舅父在古巴独立战争中作出了极大贡献，我和我的儿子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也积极投身其中，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奉献青春。

二、极力维护旅古华侨利益

我到古巴的时候，华侨约有2万多人，他们在西班牙殖民者及庄园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过着非人的生活。我认识到：古巴华侨要求得生存，必须团结起来，与当地虐待华工的庄园主、资本家和当局作斗争。1920年，我在首都哈瓦那倡议成立洪门致公党，以团结华侨力量，共同奋斗。我的倡议得到很多华侨的赞同，不久，洪门致公党成立，我被选为第一任总支部主任。33岁的我，年轻气盛，精力充沛，虽然担子重责任大，但我信心百倍，决心为维护华侨权益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1922年，古巴的西班牙资本家因嫉妒华侨在工商业上的成就，在他们所办的报纸《马连拿报》上连续发表排华言论，企图挑起当地人的排华情绪。当时北洋军阀政府派驻古巴的公使、领事，执行媚外政策，对此事不闻不问，置侨胞利益于不顾。我不顾个人安危，以哈瓦那致公党总支部主任名义，通电全体古巴华侨，联合各埠侨团，召开全体华侨代表会议，成立华侨外交协会，通过各种形式，在各种场合，向当地朝野上下，列举华侨在古巴各项建设事业上尤其是在古巴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的功绩，揭露西班牙资本家煽动排华的阴谋。由于得到古巴各界进步人士和进步报刊的支持，西班牙资本家的排华阴谋没有得逞。

1940年，旅古巴华侨蒋赐福用贿选和其他舞弊手段，攫取了古巴中华总会馆主席的职位。蒋赐福上任后，巧立名目，重新进行全侨登记，登记费每年侨商每人缴纳2元，侨工缴纳1元。同时又征收人头税，每人1至2元。此外，蒋赐福又把华侨捐款建造的会馆（两幢四层楼房）卖掉，将所得款项为自己在中国贿买了一个国民党中央委员职位，并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从香港偷运鸦片到古巴，在华人区开赌馆，造成一些华侨因吸毒、赌博导致倾家荡产，甚至有被逼自寻短见。

蒋赐福等人的胡作非为，激起了广大侨胞的义愤。我挺身而出，发动和联合各华侨社团进行抵制、揭露，并以古巴致公党主席身份，独自求见领事于俊吉，当面揭露蒋赐福等人在古巴华侨中犯下的种种罪行，斥责于俊吉非全民领事，说到极度愤怒时，我脱下脚上的皮鞋狠狠地搧在于俊吉脸上，坐在旁边的副领事目睹此情形，自知理亏，敢怒不敢言，只得承认错误。事后，中文报《开明日报》以大标题《黄作湛单骑大闹领事馆》报道此事并作了评论。

1920年古巴哈瓦那城成立洪门致公党，黄作湛当选致公党主席

1944年，古巴政府实施对外侨《五十法例》，该法例规定：凡旅古外侨经营工商业、农业的，必须雇用50%的古巴人，如需裁员，则先裁减外侨。在古巴，华侨经商绝大多数是由三五个人合资经营的小本生意，他们既是股东，又是员工，如果再添雇当地人，生意就难做了。当时，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之徒，纠集部分闲散游民，借口华侨不执行《五十法例》，乘机向华侨经营的商店敲诈勒索，甚至进行捣乱、破坏。《五十法例》实施后，华侨深受其害。我见此情况，立即发动商会、衣馆公会、杂货行工商联合会、生果行公会、农业劳资联合会和餐馆行公会等6个团体，组成旅古华侨职业团体联合会，分别向古巴政府及有关部门反映华侨各行业执行《五十法例》的实际困难，争取当地进步人士的支持，迫使古巴政府没有强制执行这一法例。

黄作湛（中）与友人影于古巴湾京

三、拥护新政权回国定居

20世纪20至40年代，中国还是一个被列强欺负的弱国，国内同胞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海外华侨也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受尽侨居国政府和洋人的欺凌。广大华侨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祖国强大起来，海外华侨才活得有尊严。1949年6月，南京、上海相继解放，新中国即将诞生。我获得这个消息后异常兴奋，带头会同旅古巴华侨洪门人士联名致电中国，祝贺中国人民的胜利。随后，又与秦挺生、林秉礼等430多名美洲进步华侨人士联名发出《美洲各国洪门人士对时局宣言》，表示美洲洪门人士热诚拥护新中国的诞生。

其时，国民党在古巴的势力仍比较强大，为了阻挠华侨向往中国共产党，国民党要员向古巴警察局控告我是共产国际分子，将我关进了警察局，幸得被古巴进步人士保释出来。国民党要员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四处活动，恐吓与我有生意来往的商户，不得进行交易。同时，唆使曾向我借款或欠账的人，不要还款。受此骚扰，我的店铺生意一落千丈，损失惨重。但是，我没有后悔，我坚信，共产党一定会战胜国民党，中国一定会有一个灿烂的明天。

1949年10月，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海外华侨终于盼来了扬眉吐气的日子。1959年9月，我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回国参加国庆10周年典礼，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总理还赠给我丝棉衣1件、毛帽1顶、英雄水笔1支作为纪念。期间，我与其他观礼人员一起到全国各地视察参观，看到祖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我心情振奋。访问团回到北京后，我应邀在北京广播电台向海外侨胞发表广播讲话，当时，我非常激动地向海外侨胞畅谈祖国建设的突飞猛进，号召广大侨胞为建设祖国出力，为振兴中华奋斗。1960年6月，我从中国返回古巴，在途经加拿大时，应邀参加美洲洪门民治党第七届大会闭幕式。我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向所有参会代表畅谈回国的所见所闻，赞颂新中国成立10年取得的辉煌成就，大力宣扬共产党“爱国不分先后，团结一家亲”的政策。回到古巴后，又向中国民主同盟、民治党、中华会馆等13个华侨社团进行演讲，详细讲述新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以事实消除海外华侨对新中国的各种疑虑，给侨胞们很大鼓舞。古巴有6份西文、中文报纸刊登了我的演讲词。

在古巴的华侨，既是古巴人民的好朋友，又是拥护中国新政府的中坚力量。我永远记得这件事：古巴首都哈瓦那有一个能容纳百万人的广场，古巴政府在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前，曾在广场上召开大会，决议关于古巴与中国的邦交问题。会议开始时，古巴内阁总理首先宣布：是否愿意与台湾蒋介石保持邦交？全场鸦雀无声。内阁总理继续宣布：赞成与北京政府建立邦交的请起立，会场掌声如雷，人人高呼毛主席万岁！人民政府万岁！1960年12月28日，古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拉美国家。

1960年9月，我从古巴启程，准备回中国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周年活动。岂料，我的行踪被国民党有关人员获悉。为了避开这些人的视线，我经墨西哥、转加拿大、过日本东京，再绕道台湾、澳门，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可爱的祖国。尽管踏进国门时，已错过了10月1日的国庆日，但我见到大街小巷上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依然心情激荡，热泪盈眶。祖国啊，我们海外游子的母亲，我终于回到了您的怀抱！从此，我便定居广州，再也没有回古巴。

我在古巴40多年，先后担任过致公党主席、致公党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中华总会馆委员、华侨航空救国会常务委员、中华学校常务委员、黄江夏堂家族社团主席、华侨慈善会会长等职。回国后，我继续发挥余热，为中国的统战工作日夜恪尽绵薄。1961年和1963年，我连续被选为开平县副县长。1963年，我又当选为政协广东省第三届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开平县第三届委员、广州市侨联会常务委员。

黄作湛（前排左一）1960年冬与家人摄于开平华侨大厦前门

我的大半生都在古巴度过，我为维护古巴华侨的权益奉献了青春和热血。

整理者手记：黄作湛（1887—1972），古巴华侨，著名古巴侨领。本文是根据黄作湛之子黄平撰写的《我的父亲黄作湛》（1986年《开平文史》）、黄作湛《关于古巴华侨情况的回忆》（2008年《广东文史资料精编》）、许国暖《古巴华侨的今昔》以及黄作湛本人的回忆录整理而成。

整理者：谭月园，任职开平市档案局地方志办公室。

来源：《五邑侨胞耀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