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打拼事业在印尼结缘周总理

我父亲关崇涧，1894年出生在开平塘口镇以敬三板步村一个华侨家庭。1910年，与我母亲谢仙成婚。迫于生活困难，1912年，父亲带着母亲远涉重洋到印度尼西亚做苦力，先后辗转到磨鲁、麻兰巴板、泗水、巨港等地。1930年11月，我在印尼婆罗洲出生，是家中第6个孩子。我们一家子生活在时局动荡的年代，家境非常艰难。1942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南洋群岛，父亲失业，一家九口顿失经济来源，被迫转行做家庭手工，以加工制作手表链勉强糊口。经过几年的努力，家庭经济才慢慢好转。到了1948年底，父母利用几年的积蓄，在万隆邮政西街开设了颇具规模的“椰城酒家”。由于我家一向坚持诚信经营、热诚待客，酒家生意稳步发展，没用几年，就成为当地华人餐馆中的佼佼者。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市举行（这是亚非国家和地区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型国际会议。由于这次会议在万隆召开，后来人们称为“万隆亚非会议”）。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当年的2、3月间，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夫妇和总领事赵仲恃等人，曾先后多次到万隆选择代表团的吃、住及招待会地址等，并通过在印最大的华人社团——中华总会直接落实。其时，我的父亲关崇涧在中华总会担任副主席，便协同中华总会主席洪载德、副主席林仁木、房延凌等人在领事馆的指导下，成立了一个接待委员会，专门负责中国代表团的膳食和住宿地点的安置工作。经过中国领事馆官员的考察，我家开设的“椰城酒家”被确定为负责中国代表团膳食的餐馆。由于先遣人员在香港启德机场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被炸毁，11人全部遇难。周总理当时因改变航线而幸免于难，然而，他的安全却成为当时海外华人、华侨同胞们最为担心的头号问题。中国代表团的膳食全部交由我家开设的“椰城酒家”负责，父亲深感责任重大，马上停止对外营业，专供代表团的用餐。从采购到运菜、烹饪，均由专人负责，每个环节都由父亲亲自过问，确保不出一丝一毫的差错。那个时候，我在放学之后也会帮手，记得有一次，父亲去市场采购食材，发现被人跟踪，他不动声色地将材料运回酒家，为了防止特务在材料上做手脚，父亲让我将全部食材弃掉，随后他从后门悄悄出去，重新采购一批回来。

万隆会议期间关崇涧（中）与周恩来总理握手

与此同时，父亲还与中华总会的同人一起，组织、动员一批爱国侨胞和各界人士，做好街上、会场内外的保安工作。周总理接见万隆市华侨代表，中国代表团的发言人黄镇举行各国记者招待酒会等公开活动，均在我父亲任董事长的广华学校礼堂举行（万隆广华学校是由万隆广肇会馆主办的一所爱国学校，侨界将关崇涧推选为董事长）。在侨界代表会议上，周总理作了很亲切、很重要的讲话，号召侨胞遵纪守法，积极参加繁荣当地经济的活动，做好中印人民友好团结工作。这些活动，由于有大批各界人士和各国记者参与，人员构成相当复杂，给保安工作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会议期间，父亲每天都忙到很晚才回家，有时候也与我商量保安的细节。不过，由于我当时要考大学，不能时刻跟在父亲的身边为他解忧。后来，我才知道，父亲与各方面紧密配合，确保了整个会议过程没发生一起安全事故，这种爱国行动和具体细致的工作作风，给周总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受到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黄镇、叶季壮等领导人的称赞。就是这短短数天，我父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结下了不解的情缘，以至于后来影响了我们这一家两代人的命运。

获邀回到北京在天安门受总理接见

万隆会议结束后不久，我以优异成绩考入英国剑桥大学，这对于我家甚至在印尼的华侨界，都是值得骄傲的事情，这也得益于父亲对我的教诲。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管教很严，并不因为生活多艰而忽视对我们的教育。他始终强调，要出人头地就一定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尤其是作为生活在外国的中国人，更要自强不息，不要丢自己祖国的脸面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命运在父亲的影响下发生了重大的转折。1955年5、6月期间，有许多旅居印尼的华侨子弟受到亚非会议上周总理的感召，纷纷踏上返回祖国的路程，为新中国效力。血气方刚的我也有了这个想法，但遭到众亲友的反对，认为去英国剑桥大学读书才是正路，尤其是我当时的女朋友，这让我感到很是困扰。一边是前程似锦的英国剑桥大学，世界一流名校；一边是才成立几年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反差之大，确实是不易抉择。父亲知道之后，他首先是肯定了我的想法，并用自己在海外打拼的经历，让我深深懂得热爱中国是所有华人应有的底线，参加建设祖国是所有华人应有的义务，如果中国不强大，中国人无论到哪里都不会受到尊重的道理。父亲的谆谆教导，犹如醍醐灌顶，让我的回国选择变得义无反顾。就这样，在父亲的支持和帮助下，我顺利地踏上回国的征程。那时是1955年7月，我从印尼坐船回国，历时两个多月才回到祖国的怀抱。

关汉鼎与父母合照

回国后，我先到北京华侨学校参加为期两年的学习。同年国庆这天，天安门广场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周年庆典活动。我和同学们的游行队伍从天安门城楼经过，当我的视线逡巡在天安门广场城楼上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意外地看到了父亲和母亲正跟敬爱的周总理握手。我在距离不算太远的城楼下拼命地向父母挥手。父亲看到后，点头向我示意，边向周总理说了什么，边向我指了一下，然后周总理也向我挥手点头示意，当时我非常激动、兴奋和自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能热情地跟我父亲握手，又热情地向我挥手，全国人民都在看着，那是怎样的一份殊荣啊！只可惜当时没有照相机，没有将这个珍贵的镜头保存下来。

庆典过后，我们一家团聚。这时，我才知道，父母亲原来是受到祖国的邀请专程回北京参加庆典的。由于当时的通讯落后，父母在接到邀请之后，已经来不及跟我联系便启程回国。原来打算等安顿好之后就去学校找我，谁知那么巧，竟然提早在天安门就遇上了。父亲告诉我：“我见到你挥手之后，就向周总理说，那个是我的儿子关汉鼎，受您的感召回到祖国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周总理连忙说好！好！ ……”父亲在讲述这一刻时，充满了自豪感。

毅然回国定居在家乡被总理召见

1957年８月，父亲把印尼万隆市的事业交给我大哥管理，从印尼坐船历时两个多月回到故乡开平。回到祖国后，父亲密切联系海外侨胞，发动归侨、侨眷、港澳同胞及其眷属，努力捐资、投资家乡建设。父亲曾先后担任开平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开平县侨联主任，开平县华侨建设家乡委员会主任，还获得广东省归侨侨眷先进模范人物光荣称号。又曾历任政协开平县第三届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广东省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委员，积极参政议政。

在父亲回国定居期间，有一件事让父亲和我们一家人最为难忘。那是1958年7月8日下午，原来只是一个平淡的日子，但是一辆突如其来的专车打破了三板步村的宁静。当时，车上的人在确认了父亲的身份后，就将父亲接走了，并没有说是什么事。这让我们一家人很是担心，揣测着各种的可能，坐立不安。直到父亲回来，眉飞色舞地将经过告诉了我们，我们才恍然大悟。父亲兴奋地说：“你们知道那辆专车是谁的吗？是周总理的啊。原来周总理在7月5日到达台山之后，便向县委查找我的下落，当他得知我定居的确切地址之后，马上派秘书乘专车到我们村，要将我接到台山见面。出于保密，秘书当时不便向你们说明原因。我坐上专车后，秘书才将事情告知，当时真是既激动又忐忑。激动的是没有想到堂堂总理，日理万机，还记挂着我这位普通的老华侨；忐忑的是见到总理，我该说些什么好呢？胡思乱想了一通，很快就到了台山。我见到敬爱的周总理从27级台阶上走下来迎接我，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第一句话就说：‘我们又见面了，你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回来习惯不习惯？’接着又叮嘱我：‘你年龄大了，要注意休息。’周总理的亲切关怀，让我顿时热泪盈眶，不知说什么才好。之后，我们回忆起万隆亚非会议时的情景，周总理还征询了我对侨务工作的意见，我还谈到喜欢牡丹的闲话。会晤从下午5点一直持续到6点多，总理邀请我一同吃晚饭，饭后又一起去灯光球场观看广州青年队对台山青年队的排球比赛……这是我毕生难忘的日子。”受父亲的情绪渲染，我们如同亲身经历一般，仿佛敬爱的周总理就在眼前。

本文作者崔少红与关汉鼎（右）合照

父亲这位普普通通的老归侨被周总理召见的“威水史”在四乡八邻一时传为佳话，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这让我一家感到无比的光荣，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要报效祖国的决心。但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父亲被周总理接见之后的不久，我们竟收到了周总理专门托人带来的两盆牡丹。父亲在台山，只不过是在闲谈中提及喜欢牡丹，没想到却被总理记在了心上，并用行动来证明他对父亲的这个爱好的重视。这再度让父亲欣喜若狂，视牡丹如无价珍宝，天天悉心照料。只可惜牡丹并不适应南方气候，最终没有养活这两株国花，只剩下这两个花盆见证着父亲与总理的深厚情谊。后来，由于台风的缘故，一只花盆摔破了。1963年8月7日，父亲在家乡病逝，享年69岁。出于对父亲和总理的尊敬，2006年，我将幸存的那只花盆捐赠给开平市博物馆，希望历史永远铭记父亲的骄傲。

口述者：关汉鼎，关崇涧第6个孩子，现居在开平市。关汉鼎在华侨学校毕业后，被安排到恩平恩侨中学任教，后调回家乡开平，相继在楼冈七中、赤坎六中教英语，最后在风采华侨中学退休。

整理者：崔少红，广东省中级作家，开平市影视文化协会会长。

来源：《五邑侨胞耀中华》